【师资风采】儒雅学者 真醇人生——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恂诚

发布者:admin发布时间:2015-12-18浏览次数:3

【人物名片】
    杜恂诚,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经济史,金融理论。杜恂诚老师连续两届获得上海市第六、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一等奖;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4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8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发表论文10多篇,在《学术月刊》、《财经研究》、《学术季刊》等国内外刊物上或论文集上共发表论文150多篇。

    白色衬衣,金丝边框眼镜,嘴角边始终挂着温和的微笑……推开办公室门,杜恂诚老师温文尔雅地端坐在办公桌前处理着各种工作事务。作为我校经济史学专业的领军人物,杜老师除了专研学术,最上心的就是他所带教的学生。我们的访谈先从杜老师自己的求学之路说起……

求学问,感激恩师引领
    杜恂诚老师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66届高中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伴他度过那段青春岁月。从19世纪的西洋文学里,他知道了如何从人性的角度看待历史。“文革”结束后,他没能赶上恢复高考后的最早几班车。杜老师加入经济史学科的研究队伍,完全是出于偶然。因为先前曾从事过一点文字和编辑工作,1979年1月他被从工厂招入重建不久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工作。
    “我是靠自学才进入研究机关的,没有形成稳定的学术理念。1984年看到同事萧国亮(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彭泽益先生的博士研究生,非常羡慕,自己也想尝试。”当时汪敬虞先生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唐廷枢研究》等大作是研究室里人手必备、经常引用的经典。所以,杜老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报考汪先生的博士生。“我和汪先生从未见过面,很担心汪先生这样的权威是否会看得上我这么一个半路出家的学生。”1984年9月,杜老师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汪先生写了一封信,详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报考他的博士生的愿望。只过了一个多星期,他就收到汪先生表示同意前去报考的回函,令杜老师惊喜不已。
    经过考试,杜恂诚老师顺利成为汪敬虞先生的门下。“记得第一次上门拜见老师是战战兢兢的,但老师的亲切和蔼很快舒解了我的紧张情绪。”杜老师记得汪先生第一次见面就要求他做一个从开埠到1927年止的企业统计,对于孙毓棠、汪敬虞两位先生的已有统计进行补充完善,并增加航运和新式金融业。“这个工作量很大,当时收集资料是用做卡片的形式,汪先生送给我一只木质的卡片盒作收集资料用。这只卡片盒虽然已经用破了,但我一直珍藏至今,留作纪念。看到卡片盒,就想起汪先生当年对我的要求。”

教学生,勤学多思教学相长
    在跟随汪先生学习的日子里,杜恂诚老师不仅在研究方向上得到了汪先生的指点,更亲身领受着汪先生为师、为学、为人的动人精神。待到杜恂诚自己为师,他同样以一种不倦、严谨的精神教育感染着后辈学子。
    杜老师年逾花甲时仍坚持奋战在教学第一线,对于自己的研究生,更是严格要求,悉心指导,给学生留下了“严师慈父”的形象。除了要求学生夯实基础外,杜老师还很重视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我现在带的几个学生都很用功,但研究意识、创新意识还有所欠缺,这个欠缺其实就是我们与国际顶尖水平的差距。”本着“提高学生研究意识”的原则,杜老师在督导学生研究工作的同时,积极引导他们独立思考、寻找理论创新点,旨在培养新一代具有良好研究素养的经济史学人才。
    “现如今很多大学正在实行教育体制改革,将研究生学制缩短为两年,这样其实并不利于研究生的培养和其自身的发展。”杜恂诚老师在谈及教育体制改革时说道,很多学生来自于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基础不同,较短的学制只能造成学业负担过重,课程内容无法深入,达不到研究生所应该达到的水平。
    杜老师指出,学院要求经济史学系的研究生和其他经济学系的研究生一样学习三高课程,对学生而言能打下非常良好的基础,这不论对将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还是走上工作岗位,都是受益匪浅的。我们经济学院侧重于研究型人才的培养,经常召开各类国际学术会议,教学方式也是北美化的,这给学生提供了较好的学术平台,让学生也有机会接触到更前沿的学术信息,学术气氛更加浓厚。“老师与学生应该是互动的。一个人写得最用心、最好的一篇文章或许就是他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杜恂诚老师在谈到教学体会时表示,“每次在担任论文评审的过程中,我会仔细阅读每篇文章,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杜老师开玩笑到,他对计量方面的专业知识把握不准,在做研究时经常需要他的学生帮忙把关。
    杜老师还指出,经济史学需要掌握理论、资料和方法的平衡,只有掌握了某一个领域较全面的知识的时候,经济史学的方法才能相得益彰。因此,杜老师经常会对学生论文的初稿进行重点探讨,鼓励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加强其他相关领域知识的学习,激发自己的学术灵感,培养学术直觉。
    “我们的学生都很聪明,并且非常用功,年轻人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学习和掌握方法,怎么样观察事实,怎么样用理论分析事实,注意理论和事实的关系。如果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能有意识的训练自己发现问题和搜集资料的能力,将会对自己今后的学术研究大有裨益。”
    当谈到学生如何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人员时,杜恂诚老师强调的是研究的兴趣。他认为,如果所选的题目是自己没有兴趣的,那么研究的过程将会是痛苦而且低效的;其次,就是研究者自身的能力,其中包括所掌握的研究工具,对核心知识的理解等。而在研究的具体过程中,杜老师也强调了导师的重要性,“好学生多半有名师”,“名师出高徒”。他认为,导师不仅仅教会学生知识和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可以在研究的过程中给学生指点方向,省掉学生很多摸索过程。博士研究生必须要经历“山重水复疑无路”和“浴火重生”的过程,才能提升境界。如果很容易就能写成博士论文,那他的收获一定不大,论文的质量也难说了。“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不可小觑。”他提出作为学生不仅要兢兢业业学习、研究,更要有谦虚好学的态度。他还提倡同学间应该多讨论、切磋,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互助学习。

做研究,摈弃功利之心
    杜恂诚老师说要认识到自己身为教师,有很多事务和责任,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潜心研究,教书育人。杜老师一再强调“学问做不好,教书是不可能教得好的,如果本身给自己的定位是教书匠,则另当别论,但如果想培养出优秀的学生,那自己就要有最新最好的东西给大家。教师一定要保证自己一直是走在学术领域最前沿的,如果自身落后的话,会误人子弟。”其次就是要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分配自己的精力,工作很重要,家庭和社会关系也一样,“平衡”是一门很好的艺术,他说:“作为一名教授,在自己的工作上要先定位,扎扎实实的将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
    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杜恂诚老师感叹自己的恩师汪敬虞先生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汪先生的学术精神对我的垂范和激励作用是终身和巨大的。”“早先接触经济史专业时我并不熟悉,所以只能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学习。当时读得比较多的书和文章,大多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专家之手,有严中平、汪敬虞、吴承明、李文治、彭泽益、章有义、宓汝成、张国辉等等,其中我个人最为景仰的是汪敬虞先生,他是我崇拜的偶像,我认为他对资料的重视和运用能力是令人震撼的,他的理论分析是深入而透彻的。”
    杜老师对于今日骄人的学术成就丝毫没有任何的满足与骄傲,他把“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不要一心想要成名”常挂嘴边。“我从先生的教导中,知道了什么是一个学者的风范和品格,知道了应如何在世间的浮华中坚持自己的道路,知道了学术研究必须严谨从事,知道了只有不辞艰辛地对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和积累,才会结出有价值的果实,也知道了应多学理论,以便驾驭资料、提炼出文章的主题。”这些道理和理念,使杜老师终身受益。
    对于学院大力推进的人才引进的发展战略,杜恂诚老师也是大力支持。在谈到经济史学师资队伍的培养时,他指出,“目前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人员很多,但对于外国经济史的研究力度远远不够,值得我们注意。”同时,他还建议学院引进1-2名研究外国经济史的海归人才,和国外知名大学的史学系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为联合培养博士生提供教学科研方面的协助,指导经济史学专业课程建设等。
    当被问及近期的研究重点和未来研究方向时,“今后应该还会继续做研究,因为这已经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杜老师透露,“目前,我正在研究外国企业在华经营的制度特征、运转特征、阶段特点等。过去学界的成果主要只有总体上的数据统计,我想把这块内容增补进来。另外,我和2位博士生合作的《公共租界的土地制度与市政管理》一书即将出版。”

 

    【采访札记】
    杜恂诚老师性格儒雅,平易近人。在整个短暂的访谈过程中,从杜老师的讲述中我们了解到什么是他心目中真正的学术、真正的研究,经济学存在的目的跟其他科学一样,在于解释现象,阐述规律。做学术就应该像杜恂诚老师一样,在一个领域做了30年,做专做精,做学术,就要甘于长期坐“冷板凳”。作为资深教授,杜老师本应散发着熠熠光辉,但他却以他的真切情感、平实语言,让我们见识了一位学者的平淡真实。

供稿/供图:程宁,编审:刘伟、杜恂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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