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资风采】处女地的开垦者——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冯帅章教授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3-06-27浏览次数:6

处女地的开垦者

——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冯帅章教授

【人物名片】冯帅章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冯帅章教授2006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作为第二批海外引进人才受聘为助教授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工作,并于2012年7月被学校授予常任教职正教授。主要从事应用计量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冯帅章教授的科研成果不仅非常高产,并且在质量及影响力方面也非常突出,他已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共发表或接受发表英文论文16篇,其中1篇论文被经济学领域世界最顶级的、影响最大的刊物《美国经济评论》接受发表,1篇论文发表于与Science、Nature齐名的《美国科学院院刊》。
在坚持做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的研究的同时,冯帅章教授也非常注重中国问题的研究。回国后,他已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中文论文多篇,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其所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民工子弟学校与流动儿童教育:基于上海的跟踪实证研究》选取了若干所上海地区的公立学校和民工子弟学校进行调研,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约定采访的前一个礼拜,冯帅章老师正在外地出差,这周风尘仆仆地赶回上海,顾不上歇脚便又投入到忙碌的教学科研工作中。由他牵头负责的两个项目——《四川农村家庭基本情况与外地打工调查》以及《民工子弟学校与流动儿童教育》都需要深入当地,走访观察,取样记录等实地调查。因此,一直致力于人口流动问题研究的冯老师也忙碌得像“流动人口”一样,时常奔波在大大小小的调研地。

走了一圈 还是钟情学术

本科读会计学出身,研究生毕业于复旦的国际金融系,博士专攻劳动经济学,冯老师的学术之路从应用为主的财经类学科逐渐转向了重理论研究的经济基础型学科,而这其中的故事并不像简历上看到的那样一帆风顺。

1997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冯老师是个正值热血方刚的青年,渴望出国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然而第一年的申请并不顺利,没有拿到满意学校的offer,但他当时的信念很坚定——一边工作一边继续申请等待机会。也许是上苍有意要考验这个年轻人的决心,第二年的申请依旧失败告终。当时冯老师在证券领域已经闯荡了几年,但仍然钟情于外面的世界,“我始终想再多学点东西”。正是这样一种对经济学研究的执念引领着他走向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大门,第三年,冯老师取得半奖飞往大洋彼岸求学。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地处美国首都华盛顿,离白宫仅有几个街区的距离,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对所有经济人来说都是难以抵挡的诱惑——周围环绕着世界银行、房地美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和500强公司,冯老师也不例外。刚到这座大学的他也打算在像IMF这样的顶尖机构中谋发展,然而当他如愿以偿进入世界银行(World Bank)获得咨询顾问(Consultant)的实习机会时,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样的生活方式。整日西装革履,埋首桌前,按部就班地工作——看似光鲜,却并不快乐。相比这样的固定节奏,冯老师更喜欢拥有自由灵活的个人时间表,静静思索一些具有学术挑战性的问题。

从乔治•华盛顿大学转学到康奈尔大学成为了他人生的第二次转变和飞跃,冯老师从喧嚣浮躁的大都市来到偏僻静谧的康奈尔校区。树木掩映的山顶,漫长无尽的冬季,冯老师开玩笑地说“康奈尔大学是in the middle of nowhere,地处偏僻,冬天又冷又长,呆久了可能会让人比较抑郁。”但正是这样一片寂静的土地,成为了学子们抛开世俗繁杂、沉浸学术研究的世外桃源。在劳动经济学方向的Lawrence Kahn, Francine Blau和Richard Burkhauser等导师的带领下,他开始在这里进行系统地学习研究,五年的“闭关修道”为日后在劳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在国际化环境中科研教学

2006年从康奈尔大学博士毕业,冯老师向国内几所高校投递了求职信,财大是第一个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我当天晚上就接到了财大的电话,经院不像其他高校要按部就班地走繁琐的程序,当时我考虑了一个月,决定回国到财大经院任教。”上海,不仅是自己当年求学的城市,也是夫人生活的家乡,对冯老师来说牵绊着许多情感,更重要的是,财大经院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国际化标准的教学科研体制和薪酬待遇都为海归回国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

经院宁静的学术氛围和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体制让冯老师如鱼得水,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学者合作研究,取得了不少显著的学术成果。今年5月,冯老师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胡颖尧教授合作论文“Misclassification Errors and the Underestimation of the U.S. Unemployment Rate”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在国内经济学界引起了轰动。

在诸多跨国学术合作中,2008年到2010年在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的这两年,让他受益匪浅。

起初是在网上看到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团队发起的课题组成员招募广告,他觉得“气候变化对移民影响”的研究和自己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知识有契合之处,个人也比较感兴趣,便申请加入了这支团队。移民问题涉及不同领域的学科,从地理、法律、政治、社会到劳动经济,包罗万象,冯老师与来自世界的学者们探讨钻研一个共同的课题,在跨学科的大熔炉里碰撞出真知灼见。更难能可贵的是,带领这支团队的是两位在国际学术领域极具分量的人物——Alan Krueger和Michael Oppenheimer。Alan Krueger是奥巴马团队的首席经济顾问,而Michael Oppenheimer则是国际知名的环境科学家。

“同样讲述一个问题,我去说服别人可能效果不好,但Krueger教授和Oppenheimer 教授能把问题分析地更加透彻全面,让人信服。”至今回忆,冯老师仍然对国际顶尖学者的快速接受能力和表达力印象深刻,而他们看待问题时更加全面宏观的视角、对大局势的对大局势的敏锐把握,也正是国内学术人才所缺少的。回国后,在推进自己的两项课题——《四川农村家庭基本情况与外地打工调查》及《民工子弟学校与流动儿童教育》时,冯老师也尝试联动地观察二者——一边是人口流出地四川,一边是人口流入地上海,前因后果,丝丝相扣,在细致入微的察看中,加以宏观整体的思考。


流动人口和儿童是社会的大问题

2012年暑假8月份,冯老师从四川带回了《四川农村家庭基本情况与外地打工调查》的第三轮实地调研数据。从2007年到2012年历经五载,冯老师看着课题从无到有,日渐成熟完善,对课题的感情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2007年到四川进行第一次调研的冯老师没有想到,当年的调查数据成为了日后宝贵的研究资料。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彻底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境况,也转变了课题组原本的研究方向。在2009年的调查中,他带领团队深入了解当地居民如何改变生计策略来应对地震冲击,数据真实地反映了震后灾区居民的恢复状况,与2007年的震前数据形成前后比对。他深入实地探访考察,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了详实的数据信息和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也发现了不容忽略的社会问题:

近年来,农村的空巢现象日趋严重,问卷调查过程中,冯老师发现能够走访到的大多是留守家中的老人和幼龄儿童,农村的养老体制、儿童教育又成为农村建设发展的一大痼疾。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也同样值得关注。中国拥有2亿流动人口,其中大部分为农民工,每年大量涌入沿海城市的工厂和码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成为拉动中国GDP增长小数点的万分之一。但是他们的工资待遇、法律保护、医疗保障是否都得到最基本的解决?

面对这些问题,冯老师看到潜在的风险,也看到了希望——“城镇化过程是不可阻拦的,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因势利导,消解负面效应才是关键的。比如,农民工到了城镇,也需要买房、消费,我们如何让他们成为拉动国家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些都需要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引导。”

说到流动儿童教育,在上海开展的《民工子弟学校与流动儿童教育》又是冯老师另外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通过研究调查发现,上海市的民工子弟学校由于近年来得到政府的关注和补贴,学校教学质量有明显改善。然而,仅有经济上的补贴还是不够的,一些深层次的制度安排必须得到改变。冯老师透过表象看到了背后根源性的制度问题——“如今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放宽了,但是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举例来说,公办学校的教育资源优先满足的是本地户口的孩子,升学时公办小学有对口中学,但农民工的孩子尤其是就学于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往哪儿去?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职责,不能完全推给市场,政府应该将其纳入城市统筹规划中。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一样,他们远离家乡更加需要社会的关怀和帮助,不要等到十年以后才想起去抹平成长的创伤。

在冯老师看来,“中国经济仿佛未开垦的处女地,很多领域的研究刚刚开始起步,而新的问题和挑战不断出现,由于没有系统的前期研究和,数据,所以需要你自己做一些groundwork。而像美国本身拥有比较成熟的数据和研究,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一些改善型的贡献。”

在他的课题组带领下,不少校内外的学生都投入了这场开垦处女地的摸索中。以教学促科研,寓科研于教学——这种模式巧妙地融汇了书本与实践,实现了从课堂到田野的连结,让学生们体验到一个生动的经济学世界。相信在这样的教学理念下,经院定会走出更多中国劳动经济学领域的拓荒者。

(文| 金嘉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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